王平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很快占领了沈阳、长春、公主岭、四平、铁岭、抚顺、辽阳、鞍山、大石桥、凤城、本溪等南满广大地区,到1932年2月5日,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全部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3千万东北同胞惨遭日寇铁蹄的蹂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即分别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号召和抗日主张,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大地,它使全国各族人民看到了抗日的光明前途,尤其使东北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抚顺人民积极投入到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整个东北迅速掀起了武装抗日的高潮。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共抚顺特支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号召,在抚顺城乡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下,抚顺人民的抗日斗争情绪不断高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十分普遍。
1931年10月,清原县中寨子村原东北军军官孙铭武目睹日本侵略者暴行,亲眼看到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惨遭溃败的情景,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在清原举旗抗日,组成“血盟救国军”,打响了辽东地区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原为沈海铁路路警的赵殿生,回到家乡抚顺县富尔哈村,组织武装,报号“亚洲”,组成了抗日总队,自任总队长,举旗抗日。1932年4月,原东边道镇守步兵第一团团长唐聚五、营长李春润等在桓仁、新宾、宽甸联络旧部,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任总司令,队伍发展很快,人数最多时,号称“十万大军”。这些抗日义勇军的兴起,使抚顺地区的劳苦大众民心为之大振,许多爱国人士、青年学生、工人,以及活动在东边道地区的山林队(土匪武装)纷纷加入了抗日义勇军,投入到打击侵略者的行列。
对于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尽一切力量加以领导和支持。除派党团员加入义勇军做政治鼓动工作外,还组织地方民众捐款捐物,为义勇军筹集经费和给养及其他军用物资,支援抗战。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陈云也多次指出:“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
抗日义勇军的出现,使日本侵略者极为恐慌,他们调集力量妄图一举歼灭这些抗日武装。1932年5月6日,3000多名日伪军从清原南口前和南杂木两地分头向义勇军活动中心的兴京(今新宾)进攻,受到辽宁民众自卫军李春润率领的第六路军的伏击。自卫军用猛烈的炮火轰击敌人,将日伪军打得鬼哭狼嚎。经过一天的激战,日伪军丢下200多具尸体,望风而逃。敌人不甘心失败,再次向兴京进攻。次日拂晓又遭到辽宁自卫军的猛烈回击,敌人又丢下100多具尸体、20匹战马和20余车军用物资,狼狈逃窜。此后,抚顺地区的各路抗日武装先后又消灭许多日伪军,取得可喜的战绩。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抚顺地区之后,抚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先后涌现出上百支民众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的英勇抗击,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尽管后来这些民众抗日武装相继失利,但许多爱国将士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领导下,以后纷纷加入到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之中,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继续浴血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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